《中國教育報》頭版連續報道我校曲周實驗站發展成就

發布時間:2018/10/25 發布者:劉錚 文章來源:中國教育報

編者按:10月19-21日,中國教育報社新聞中心主任柯進率采訪組到我校曲周實驗站采訪,在3天的時間內廣泛走訪實驗站師生、曲周當地政府官員、農民等。10月24日起,《中國教育報》在頭版連續推出2篇通訊《千年鹽堿灘上的“溫飽試驗”——中國農大一場接力45年的“趕考”記(上)》和《千年鹽堿灘上的“小康試驗”——中國農大一場接力45年的“趕考”記(下)》,同時配發評論《生產實踐是最好的磨刀石》,報道我校曲周實驗站45年來在當地改土治堿、造福曲周的成就,本網對相關報道予以轉載,以饗師生。

千年鹽堿灘上的“溫飽實驗”

——中國農大一場接力45年的“趕考記”(上)

中國農大2010級博士研究生黃成東(右一)在曲周縣后老營科技小院指導瓜農。(資料圖片)

本報記者 董魯皖龍 柯進 高靚

在中國農業大學校園內,一塊刻著“改土治堿,造福曲周”的石碑,無聲地矗立了30年。千里之外的河北省邯鄲市中國農大曲周實驗站內,靜立著一塊刻有同樣八個大字的石碑。

    稍有不同的是,立碑者一個是曲周群眾,一個是曲周縣委、縣政府,它們濃縮了中國農大與曲周縣“牽手”45年的情誼。

    “中國農大是曲周人民的功臣、恩人!如果沒有中國農大,曲周可能還是個‘咸堿浮鹵,幾成廢壤’的鹽堿灘!”與中國農大并肩奮戰了25年的曲周縣原政協主席胡耀東深有感觸地說。

    為了周總理的囑托

    出曲周縣城,驅車半小時就到了中國農大曲周實驗站。

    一路上,千里沃野,麥苗吐綠。道路兩旁,不時可見低矮的葡萄園和掛滿紅果的蘋果園……

    站在那塊當年鹽堿最嚴重的臺地上,80歲的王莊村老支書王懷義感慨萬千:當年,他帶著村民和中國農大石元春院士等研究團隊一起勞作時的場景,仿佛又在眼前浮現——

    45年前,土地有著2000年鹽堿史的曲周,是一個連“饑餓的老鼠路過都會含著淚離開”的地方。

    上世紀70年代,土地鹽堿化重災區的黃淮海平原有2.8億畝耕地,其中鹽堿地占了近五分之一。而邯鄲東部的曲周縣更是當時出了名的“鹽堿窩子”。每年,整個黃淮海平原群眾要吃國家返銷糧30億公斤。

    “確保國防安全和糧食安全,是新中國成立后很長一段時間國家面臨的兩大戰略問題。”中國農大曲周實驗站站長江榮風說,“黃淮海平原土地鹽堿化所導致的糧荒,是當時中國的主要內憂。”

    1973年,周恩來總理提出,以河北黑龍港地區為試點,圍繞地下水開發和旱澇鹽堿綜合治理組織科學會戰,一定要把鹽堿地治理成米糧川。

    任務到了中國農大,學校找到了研究土壤的講師石元春。

    趕赴曲周考察時,石元春愣住了:6月的田野,本是麥浪滾滾、豐收的景象。可他看到的是,溝渠縱橫無序,田塊七零八落,莊稼像禿子頭上的毛發。

    回到學校,石元春立刻組織隊伍:林培、陶益壽和他同為1956屆土化系研究生,毛達如師從蘇聯植物營養專家沙哈諾夫,辛德惠更是留學蘇聯的“洋博士”……個個都是獨當一面的“將才”。

    同年9月初,石元春一行7人進駐曲周縣張莊村。由于當年秋澇嚴重,教師們卷著褲腿,扛著鋪蓋,拎著生活用品,蹚過齊膝的水,來到千里之外的鹽堿灘安營扎寨。

    黃淮海平原科學治堿的序幕,由此拉開。

    45年倏忽而過。想起往事,王懷義擦拭著布滿皺紋的眼角,哽咽著說:“現在,我們的生活好了,沒想到,當年一起奮戰的辛德惠院士卻走了……”

    在中國農大曲周實驗站院子的一角,一座黑色大理石墓碑——“辛德惠之墓”靜靜矗立。

    “老堿窩子”實現了每畝單產732斤

    戰斗的青春最美麗。

    離開曲周雖然多年,但87歲的兩院院士、中國農業大學原校長石元春每每午夜夢回時分,想念最多的,還是在曲周那段戰天斗地的歲月。

    站在張莊村治堿遺址模型前,石元春被當地群眾緊緊圍繞著。當年一道奮戰在鹽堿地上的老戰友們重逢,指著模型上的一塊塊臺地,有說不完的故事——

    進駐曲周時,面對幾十萬畝鹽堿地,是從白寨下手,還是從張莊開始,治堿小組與曲周縣政府出現了分歧。

    “白寨離縣城近,生活方便一點,堿輕,容易見效果。”時任副縣長的趙迎代表縣政府建議。

    趙迎的話里夾雜著擔心。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數不清有多少撥工作組來過曲周治堿。然而,20多年過去,鹽堿還在。

    “白寨改好了,張莊不還在那里嗎?”幾番爭論后,治堿小組決定,就從“老堿窩子”張莊開始。

    經過大量調研和數據分析,石元春和同伴們發現,黃淮海平原春旱夏澇,只有灌排蓄協調,才能遏制鹽漬化。他們根據“鹽隨水來,鹽隨水去”的規律,提出“以淺井深溝為主體,農林水井并舉”的綜合治理方案。

    理論能否站住腳,得靠實踐檢驗。

    于是,治堿小組在張莊村南選定400畝重堿地作為試驗區。

    一切準備就緒。可是,張莊的施工大隊卻遲遲不上陣。

    “重鹽堿地還可以淋小鹽,萬一治不好,連這點賣鹽的收入也沒了。”“這些年,治堿的來了一撥又一撥,都是‘飛鴿牌’的,你們打算待多久?”村民疑慮重重。

    “治不好堿,我們就不走!”石元春語氣堅定。

    第二天,村民們涌入“400畝”,壓鹽、平整土地、開溝挖渠。沒過幾天,24塊條田上春麥、冬麥、玉米、高粱全部標好。與此同時,4500畝試驗區工程同步進行。

    “第一仗是信心之仗,打不好,群眾就不信我們了。”治堿小組每個人的心都是沉的。

    1974年春天,如約而至。與過去逢春苗枯不同,經過兩次漫灌壓鹽和科學施肥,“老堿窩子”上的小麥茁實壯碩。

    麥收時節,張莊人忙著搶收。田間地頭,圍滿了看熱鬧的人。

    糧食入倉后,治堿小組盤點戰果,張莊一夜成名:1974年,張莊大隊糧食總產60萬斤,比歷史最高水平增產近一倍。1970年前,張莊平均每年要吃國家返銷糧4萬斤;而1974年張莊向國家交糧11萬斤。

    看到成果,王懷義坐不住了。每天下工,他就去張莊的教師駐地坐著,一連去了5天。辛德惠最后說:“馬上就去你們村。”

    1978年,王莊被列為第二代試驗區。隨后,曲周北部23萬畝“拉腿田”也參與試驗。

    據《曲周縣志》記載,治理前,全縣糧食最高總產3.47萬噸,單產363斤,而1987年總產達6.76萬噸,每畝單產732斤,分別增長94.5%和101.7%。

    1993年,由中國農大牽頭的“黃淮海平原旱澇鹽堿沙薄的綜合治理與農業發展項目”與“兩彈一星”一起,同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

    就在這一年,曲周縣委、縣政府將一塊刻著“改土治堿,造福曲周”的石碑,立在了中國農大曲周實驗站的院子中央。

    石碑的背面,是石元春、辛德惠兩位院士及眾多當年參與治堿會戰教師的名字。

    黃淮海平原升起中國農業“兩彈一星”

    “為什么是我們?”

    中國農大人常常在思考。

    “1993年是農大最輝煌的時期,獎杯和石碑,代表著科學界和人民群眾對我們的最高認可。”中國農大曲周實驗站副站長張宏彥說,曲周實驗給我們留下的啟示,是“一結到底”——學校和地方、理論和實踐、農民和教授,緊密結合在生產一線。

    回想當年黃淮海平原治堿這樣一個大科學項目,張宏彥一口氣用了一連串的“正好”來解釋偶然性——“正好”選在最嚴重的點,措施“正好”有效,點上經驗“正好”能放大,“正好”校長打了報告,“正好”農業部長來了,“正好”獲得了國務院嘉獎,“正好”在國家糧食安全問題最嚴重的時候,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

    歷史有一定的偶然,也有必然。“如果沒有把張莊經驗推廣到整個黃淮海平原,今天的黃淮海平原,可能不會變成我國的大糧倉。”張宏彥說。

    1979年,國家科委和農業部決定開展黃淮海平原旱澇鹽堿綜合治理,由曲周實驗站牽頭負責。至此,石元春才明白,他們正在打一場涉及國家糧食安全的大會戰。

    中國治堿震驚世界。1985年,國際鹽漬土改良學術討論會在濟南召開,與會代表考察完曲周后驚嘆不已。時任國際土壤學會副秘書長、著名土壤學家薩博爾奇稱:“中國鹽漬土改良是世界一流的!”

    十幾年的治堿戰役,被譽為中國農業的“兩彈一星”,扭轉了我國南糧北調的歷史。

    今天,在曲周,“中國農大”成了科學的代名詞。

    40年前,王懷義將中國農大教師請進王莊,最終“使王莊村民的收入領先周圍村子10年”。而今,王懷義再次把中國農大請進了王莊。這一次,他希望,中國農大的“科技小院”能讓村民走上致富路。

《中國教育報》2018年10月23日第1版報道

千年鹽堿灘上的“小康試驗”

——中國農大一場接力45年的“趕考”記(下)

本報記者 高靚 柯進 董魯皖龍

斗轉星移,時間轉眼過去了20多年。河北曲周王莊村畝產達到八九百斤后,無論上多少肥都不再增產。而此時,距王莊村僅幾里地的中國農大曲周試驗田里的玉米,畝產最高已達1600斤。

    王莊村的老支書王懷義又坐不住了。

    他直接去北京,問他的“老兄弟”、中國農業大學石元春院士。于是,從2006年起,中國農大曲周實驗站發揚老一輩科學家的治堿精神,開始了高產高效現代農業的系統研究。

    如果說,45年前的改土治堿,是一場解決中國農村溫飽問題的試驗,那么,新世紀以來中國農大在曲周所做的,就是探索農業助力農村實現全面小康的另一場試驗。

    試驗田的成果為何走不到田間地頭——

    一項把二級教授逼哭的試驗

    “為何一墻之隔,實驗站和村里的產量差距這么大?試驗田里的產量能否變成農田的產量?”早在王懷義找來前,中國農大專家就意識到問題所在并采取了行動。

    “找一塊地做示范,用我們的技術成果指導農民,產量自然就上來了。”這是李曉林、張宏彥、王沖3名教師被學院派到曲周實驗站開展研究之初的想法。

    在有著多年縣校合作基礎的曲周,找場地、組織農民都不是難事,種子、肥料、農機也都準備齊全。

    在華北平原,玉米的播種期只有短短幾天。讓教師們沒想到的是,原計劃3天的播種,竟干了11天。

    原來,這160多畝地分屬70多個農戶。播種要先澆水,澆水還得各家排號。更要命的是村民內心充滿疑慮。要想讓所有人按照統一用種、統一耕作、統一施肥、統一播種的規程操作,教師們必須比農民更早下地。不然,一不留神就會有人偷工減料。

    誰知,每天剛到晌午,地里就沒了人影。“跟農民不熟”的農大教授被晾在大太陽底下,躲又沒處躲,走又不敢走,只能喝生水、啃燒餅。沒出3天,3名教師都病倒了。

    “研究了大半輩子農業,頭一回知道,原來種地這么難。”李曉林望著播了不到一半的種子,這位年過半百的二級教授鼻子發酸,“我這是圖個啥?”

    打道回府,還是留下接著干?3名教師激烈爭論。李曉林的內心也糾結不已。當天回到實驗站,走過那塊刻著“改土治堿,造福曲周”的石碑,李曉林決定:“不能再住實驗站了,必須住到農民中間去。”

    就這樣,3名教師在白寨鄉一處荒廢已久的院子里安營扎寨。白天跟農民一起下地干活,晚上走街串巷和農民聊天。慢慢地,有人開始拿著自家的莊稼上門咨詢。為了讓人好找,他們在院外刷了個“地標”——科技小院。

    一個月后,村民好奇:“你們怎么還沒走?”李曉林無意中說出了當年石元春說過的那句話——“我們來了,就沒想走。”

    有村干部調侃:“來我們這兒搞試驗的不少,種子肥料一放,插塊牌子就完事。你們牌子沒插,人‘插’這兒了。”

    “當老師的前20多年,我只來過曲周實驗站一次,取點土樣回去做研究。”李曉林坦言,“那時想的是發論文、獲獎,很少考慮自己的研究對農民有啥用。”

    在科技小院這一年,李曉林在曲周待了300多天。在田間地頭摸爬滾打的體驗讓他意識到,農民面臨的問題,遠比在實驗室里想的更復雜。

    李曉林暗下決心,今后要依托科技小院,探索打通農業科技推廣“最后一公里”,為農民提供零距離、零時差、零費用、零門檻的貼身服務。

    理想中的高產高效能否實現現實中的致富夢——

    一項讓農民兄弟點頭的試驗

    “農民不怕掙得少,就怕賠。”王莊村現任黨支部書記、今科富小麥專業合作社理事長王浩明一語道出了農業科技落地難的癥結。中國農大的老師們知道,要讓農民兄弟點頭,除了要拉近距離,更要讓他們見到效益。因此,實現高產高效,成了曲周實驗站探索的重點。

    新世紀以來,華北平原人口、資源和環境壓力日益凸顯,傳統農業難以為繼。為此,曲周實驗站圍繞黃淮海平原農業可持續發展,開展了高產高效農業理論與技術和中低產田改造等研究。

    通過“科技小院”,這些科研成果被轉化成實用技術:測土配肥、水氮后移、水肥一體化……再通過大學教授、講師、研究生“翻譯”給村民:

    “大叔,現在還不能澆水,不然影響產量!”

    “嬸子,您地里的氮磷鉀成分太多了,不能再施肥了!”

    開科技廣播、辦田間學校、組織中秋晚會、走村串戶勸說……“科技小院”成立之初,師生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設法勸住農民少往地里“投入”。“我們年年都這么種,怎么會影響產量?”一些“老把式”不服。

    2009年10月,白寨鄉試驗迎來“大考”:示范方的玉米平均每畝單產1260斤,最高1600斤,而非示范方平均每畝單產1080斤。

    “科技小院”一戰成名,十里八鄉紛紛來請。

    “小麥、玉米是我們的長項,葡萄、西瓜、蘋果我們沒研究過。”面對邀請,李曉林有些犯難。不過,后老營支書田振海的話觸動了他:“農大的教授,就是從頭學也比我們強!”

    村民一句無心的玩笑話,讓李曉林深知,金杯、銀杯不如村民的口碑!短短8年,曲周的“科技小院”從一個發展到11個。每個小院都有一名教師和幾名常駐研究生,村民任何時間遇到任何問題都能“有問必答”。

    “以前,農業科技都在電視和報紙上,我們想要,也夠不著。現在,村里就有教授、博士,地里種什么,心里都踏實!”王浩明說。

    今天,“科技小院”正從曲周走向全國,走出國門。在中國農大的帶動下,100多個“科技小院”在全國23個省市落地生根,這種模式被聯合國糧農組織和環境署認為,解決了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世界性難題,并被寫入“全球未來糧食環境發展戰略報告”。

    未來的中國農業現代化可能是什么樣的——

    一項給鄉村帶去希望的試驗

    45年前的改土治堿,使黃淮海平原變為大糧倉;糧食產量的提高,人口密度加大,又造成了農業對環境和資源的過度消耗……

    這些挑戰成了時代交給農業科技工作者們的“考卷”。

    “我們正在做循環經濟試驗——用牛糞做有機肥,用有機肥種糧食,再用秸稈喂牛、種蘑菇……”王浩明說。

    今年1月,“科技小院”的師生們走村串巷,對曲周縣342個村的農民進行了一場大培訓,宣講黨的十九大精神、鄉村振興和綠色發展理念。

    在前衙村“科技小院”,中國農大研究生王曉奕指著小院內試驗的水肥一體化系統,自信地說:“我們為前衙村制定了一套綠色發展指標!”

    事實上,“科技小院”在曲周的試驗,正是在為中國農業現代化探路——

    科研成果與農業生產的“零時差”,將傳統農業帶入綠色發展時代;

    高校與鄉村的“零距離”,將帶動鄉村走上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之路;

    師生做媒的“零門檻”技術服務,為高校培養“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人才,拓寬了道路。

    今天,中國農大資源與環境學院三年的專業碩士培養期,有兩年半的時間在曲周的田間地頭:從報到到科研和論文答辯,他們都在曲周這片希望的田野上。對于農業生產中遇到的各種“疑難雜癥”,他們只需通過一根網線,就能直通中國農大圖書館和導師團隊。

    “如果說治堿給曲周留下的是精神,那么科技小院帶給曲周的,是鄉村振興的希望!”曲周縣原政協主席胡耀東說。

    今天,在王懷義騰出來的老宅子里,王莊村科技小院“院長”趙向陽自豪地說:“在這里,我們不僅是學生,還是農民、農技員、培訓師、鄉村掛職干部和活動組織者,每個人都有一肚子的故事。”

    時常來“送溫暖”的王懷義,看著那些被曬得黝黑的大學生,常常喃喃自語:“跟石元春、辛德惠他們年輕時一樣!反正,誰住進村,誰就會變黑!”

《中國教育報》2018年10月24日第1版報道

生產實踐是最好的磨刀石

柯進 高靚 董魯皖龍

從上世紀70年代響應國家號召,遠赴黃淮海平原開展科學治堿大會戰,到上世紀90年代治堿成功后推進縣域農業綜合開發,再到依托實驗站探索農業的高產高效,一代代中國農業大學師生深入河北省曲周縣的田間地頭,幫助群眾解決生產實踐中遇到的各種技術難題。

    新世紀以來,為了解決農戶分散經營、水資源緊缺的黃淮海平原增產增效難題,新一代中國農大人依托設在農戶身邊的科技小院,在給農戶提供零距離、零時差、零費用、零門檻技術服務的同時,不斷探索中國農業的綠色發展道路。

    一批批大學者、大專家走下講壇,主動與農民結合,與生產一線結合,與國家和產業的現實需求結合,成為新理論新技術的驗證者、推廣者和應用者。一批批青年學生走出校園,走進分布在全國23個省市的120余家科技小院,義務擔當農民身邊的“住診醫生”,他們把課堂搬到田間地頭,把“論文”寫在生產一線,用專業所學,為農民朋友的日常生產實踐“坐診開方”,助推鄉村振興。

    實踐是最好的“磨刀石”。45年來,中國農大教師研究團隊與綜合治理曲周的鹽堿地實踐緊密結合,使遭受千年鹽堿危害的黃淮海平原實現了糧食的自給自足,從根本上扭轉了我國南糧北運的歷史。45年來,中國農大師生團隊與生產實踐的緊密結合,使廣大農民實現增產增收的同時,也培養出了石元春、毛達如中國農大兩位校長以及石元春、辛德惠、張福鎖三位院士等成百上千的優秀師生。

    實踐是最好的“倍增器”。高等教育作為科技第一生產力和人才第一資源的重要結合點,在國家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作為國民經濟建設的“發動機”,高校發揮學科、專業所長,積極投身生產實踐,幫助解決國家、社會、產業發展中遇到的種種理論和實際問題,既是社會的現實之需,也是推動高校自身發展和積聚力量最好的“倍增器”。

    中國農大與曲周縣45年的校縣合作實踐表明,一所大學若想充分發揮社會服務職能,就需要把服務社會納入學校的頂層設計,把科技成果轉化的重心前移到生產實踐的第一線,引導師生關注生產一線遇到的各種現實問題,并將其納入研究范圍,進一步推動科學研究的深入。試想,如果中國現有的2000多所大學,和中國農大一樣,在生產的第一線都設有“科技小院”,解決各行各業遇到的現實問題,或許,中國經濟社會將是另一番景象。或許,越來越多的大學在促進社會進步的同時,會贏得政府、企業更大的支持,贏得更多的社會尊重。

《中國教育報》2018年10月24日第1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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